如何应对中东油气行业的全球供应链冲击事件

然而，关税壁垒、航运危机以及国际间地缘政治冲突，为中东主要油气服务供应商带来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后疫情时代EPC合同中的一些特殊条款设计，往往限制了承包商就此类不可预见的供应链冲击事件所引发的工期延误和费用增加寻求救济的权利，同时还会通过指定或首选分包商制度施加严格的采购约束。

在此背景下，充分识别并理解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下可用的风险管理路径，对于确保中东地区大型油气项目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对于能源服务企业而言，应对全球性突发事件的首要步骤是厘清合同中可提供的救济机制。在部分合同中，可能明确允许承包商就额外工期和费用提出索赔，相关依据或可援引变更条款、法律变更条款，亦或不可抗力条款。

例如，若变更条款中列明的可索赔事由包含“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工程和/或关键路径的事件”或类似表述，则承包商可能具备索赔权利。然而，大多数中东地区的油气EPC合同通常未包含此类宽泛措辞。

FIDIC银皮书第二版（2017年）第18.1条“例外事件”中的不可抗力条款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其规定：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须满足以下特征：超出合同双方的控制范围、在合同订立时无法合理预见或事件发生后无法避免或克服。此类事件可能包括战争或敌对行为（无论是否正式宣战）、自然灾害、恐怖主义行为或公敌行为等。

在中东油气行业中，EPC合同通常以FIDIC合同为基础，但经过精心修订，旨在限制业主的财务责任。因此，承包商往往仅可就不可抗力事件申请工期延长，却难以获得相应的费用补偿。

此外，油气项目开发商通常还会对不可抗力事件的地理适用范围作出限制，将其限定于项目所在国境内或所在区域。这一做法可能使承包商无法就因其他司法管辖区供应商引发的费用上涨或工期延误主张救济权利。

鉴于不可抗力事件呈现周期性频发的趋势，并持续对项目进度与费用造成显著负面影响，承包商应在合同签订阶段审慎审查不可抗力条款的具体措辞，并评估在突发情况下是否可借助变更条款主张救济权利。此项工作不应推迟至供应链冲击事件发生之后，因为届时商务团队的重心应放在快速响应与损失减缓上，而非陷入合同条款解释的争议之中。

若对合同项下可获得的救济范围存在疑问，且合同适用中东地区民法体系，相关方或可考虑援引民法中的“例外情况”或“情势变更”（ hardship）等法律原则，作为补充性的救济依据。

尽管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具体规定略有差异，例如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在适用标准上有所不同，但其共同核心在于：当不可预见的事件显著改变合同履行的基础，受影响方有权寻求司法或仲裁介入，以实现损失的合理再分配。

民法体系中的相关原则可能有助于当事人获得费用补偿，尤其是在合同条款未明确规定这类救济的情况下。然而，除非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否则援引此类原则必须经由法官或仲裁员等正式裁决主体作出认定，判断该事件是否确属“不可预见”，以及由此产生的损失是否严重到足以触发法律救济。由于法律并未就这些判定事项作出清晰、明确的界定，所以理想情况下，对民法典条款的援引应作为对现有合同论据的有力补充，而非孤立使用。

在EPC合同中，强制要求采购必须局限于业主批准或指定的供应商，以及预审合格供应商名单的情形，这一安排往往带来颇具挑战性的困境。该机制的初衷在于确保项目所采购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一致性，但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全球供应链遭受冲击的背景下，严格拘泥于此类采购限制，反而可能显著加剧工期延误和成本超支。

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意大利部分关键钢构件的生产与运输受到严重影响。若所有预审合格供应商均位于意大利，承包商通常会申请变更采购来源以减轻延误。然而，在许多案例中，此类变更请求遭遇严重拖延甚至被 完全拒绝，最终导致项目整体进度受阻。

在此类情境下，需综合进行多维度法律与合同分析：其一，承包商负有减损义务，这一义务通常既源于合同约定，也受法律支持；其二，需审视合同的具体要求，确保自身行为符合合同约定；其三，应考虑合同中隐含的默示义务，即业主不得阻碍承包商履行合同义务，并应以合作态度予以配合；其四，在中东地区的法律框架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合同履行的基本要求，常被承包商援引以支持其主张。

地缘政治事件本质上具有不可预测性与高度破坏性，且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征，持续构成中东油气项目的主要风险之一。在此背景下，承包商与业主均可受益于清晰且富有协作性的沟通机制，力求在严格履行合同条款与尊重民法体系下的公平原则之间达成合理平衡。

如果在招标阶段审慎处理合同起草事宜，可以有效减少此类情形中的歧义，从而避免因合同管理不善而对项目的最佳成果产生不利影响。采取一种平衡、务实的处理方式，体现“共担风险”的理念与双方的共同责任，是成功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

如果对本文有任何问题，欢迎联系品诚梅森沙特阿拉伯办公室资深顾问叶俊彬。